机关单位不盈利
1949年以后，我国政府以前苏联为样板。在国务院、教育部、卫生部的倡导下，各工矿、企业根据需要和可能的原则，独立或联合创办了职工子女托儿所和幼儿园;在农村，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举办了季节性、临时性的托儿所和幼儿园;教育部门举办了示范性幼儿园。当时的幼儿园具有福利性质。后来，广州的机关、工厂、街道普遍都设立托儿所、幼儿园，使父母更加专注于生产。今年七十多岁的张阿姨和何阿姨，六十年代的时候曾是广州某工厂的工人，两个老人回忆，当时由于厂里很忙，下班后还要学习文件，没空带孩子，就把孩子托放在厂里的幼儿园。那时单位会适当给予各自所办的幼儿园补贴，因此托费是很便宜的。张阿姨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也就大概15元一个月，包吃包住。何阿姨的女儿去当时的“前进幼儿园”报名入读，托费也不高。
家住广州的黄老师从事幼儿教育30多年，在幼儿师范毕业后一直在前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幼儿园担任教师、园长等职务，一直到退休。黄老师回忆，1962年广州第一棉纺织厂开办了“粤群幼儿园”，基本上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家长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学费就行了，经费不足的部分由厂里进行补贴。在幼儿园的硬件设施改造上，主要也是工厂在全力支持着。1965年新幼儿园成立后，面积扩大了很多，单户外活动的场所就有1000多平方米，幼儿的卧室是配套齐备的房间，一人一床，还有洗澡间和厕所。
市场经济挺负担
后来，体制开始改革了，市场因素作用日益加强;企、事业单位、政府机构的改革依次展开;基础教育开始了分权化的制度调整;幼儿教育赖以生存的土壤——我国的福利事业也踏上了社会化的进程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依附型幼儿教育财政投资机制也迅速崩溃，面临着新的抉择。
免费教育作为一种福利制度也宣告终结。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，享受消费就应该支付费用。各地私立幼儿教育的收费标准首先被放开了。收费范围也不断扩大，幼儿园之间收费档次也不断被拉大。其次，公办幼儿园的学杂费标准也被适度放开，容许各幼儿园在一定的幅度内自定价格，对外招收幼儿可以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。
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，幼儿教育收费开始与教育质量挂钩，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开始按照幼儿园的级、类确定收费标准。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、沿海地区开始核算幼儿园的办学成本，制定政策，按保教成本收费。“成本分担”已成为我国幼儿教育收费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这也就意味着家长孩子要自己“埋单”，尤其是入读民办或者私立幼儿园，成本分担份额更大。学前教育本来就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，因此幼儿园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“收费分担”。赞助费、支教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兴趣班等诸多收费名目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据一份《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，最近一两年间，全国近6000万名3岁-6岁的学龄前儿童只有约2180万名入园就读，也就是说，全国有六成学龄前儿童未能入读幼儿园。实际上，从1995年开始，近10年来，包括适龄儿童入园率、幼教师资等幼儿教育的各项指标都在逐年下降。而幼儿园收费却节节攀高，远远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。记者在广州几大小区调查，对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收费表示可以承受的人数不到一成。
在北京，1300多所幼儿园中，私立的占了9成。有专家认为，当幼教成为一种产业，供求的价格杠杆作用就开始显现。幼教资源严重供不应求，完全处于卖方市场。
就像周瑜打黄盖，有父母认为再穷再苦也不能苦孩子。邻居家的娃娃三岁会背唐诗了，会画画了，作为家长你能不着急吗?在工作压力和渴望孩子早早赢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作用下，家长只能往优质幼儿园里拼命挤。稍微便宜一点的幼儿园吧，怕硬件和软件不过关，当然了，也没有多少便宜的幼儿园等你去报名。
据报道，在广州、上海等大城市，幼儿园每个月的收费都在一千块以上，贵的甚至几千块，而且去晚了，靠边站的地儿都没有。据《金陵晚报》报道，某幼儿园门前出现了近百名家长冒雨排队报名幼儿园的“盛况”，这种“盛况”几乎每年都要上演一次。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劝后面排队的家长不要等了，家长根本不听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，高考挤独木桥那算晚了，孩子还没上学就先挤幼儿园这座独木桥。幼儿园逐渐把提价，收费名目也越来越多，高收费已是必然，费尽心思寻找性价比高的幼儿园也是必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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